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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 2020-10-21 01:47:12

儒林外史 作品简述

《儒林外史》是我国文学史上一部杰出的现实主义的长篇讽刺小说。

鲁迅先生评为“如集诸碎锦,合为帖子,虽非巨幅,而时见珍异。”冯沅君、陆侃如合著的《中国文学史简编》认为“大醇小疵”。

全书故事情节虽没有一个主干,可是有一个中心贯穿其间,那就是反对科举制度和封建礼教的毒害,讽刺因热衷功名富贵而造成的极端虚伪、恶劣的社会风习。这样的思想内容,在当时无疑是有其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教育意义。加上它那准确、生动、洗练的白话语言,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塑造,优美细腻的景物描写,出色的讽刺手法,艺术上也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当时,由于时代的局限,作者在书中虽然批判了黑暗的现实,却把理想寄托在“品学兼优”的士大夫身上,宣扬古礼古乐,看不到改变儒林和社会的真正出路,这是应该加以批判的。

内容介绍

元朝末年,诸暨县的一个村子里有一个少年叫王冕,因家境贫寒,他从小替人放牛,聪明颖悟,勤奋好学,他画的荷花惟妙惟肖,呼之欲出,并且他博览群书,才华横溢。他不愿意接交朋友,更不愿意求取功名利禄。县令登门拜访,他躲避不见;朱元璋授他“咨议参军”的职务,他也不接受,心甘情愿的逃往会稽山中,去过隐姓埋名的生活。

明朝立国,推行八股取士制度,王冕不禁感叹:这种以八股文形式取士的制度不仅不会为国家选到真正的人才而且将来的读书人恐怕也只有这一条荣身之路了,他们因此会把学问、道德、做官、退隐的准则都看得轻了。这是一代文人碰上了厄运!王冕是反对八股取士、自甘清贫的隐士,然而在当时的社会里,像王冕这样的人实在太少了。在王冕死后百年的明朝成化年间,文人们所走的是一条醉心于科举功名的歧路。

明宪宗成化末年,山东兖州府汶上县有一位教书先生,名叫周进,他为了能够出人头地,荣耀乡里,屡次参加科举考试,可是60多岁了,却连秀才也未考上。

一天,他与姐夫来到省城,走进了贡院。他触景生情,悲痛不已,一头撞在了号板上,不省人事,被救醒后,满地打滚,哭得口中鲜血直流。几个商人见他很是堪怜,于是凑了二百两银子替他捐了个监生。他马上就向众人磕头,说:“我周进变驴变马也要报效!”

不久,周进凭着监生的资格竟考中了举人。顷刻之间,不是亲的也来认亲,不是朋友的也来认做朋友,连他教过书的学堂居然也供奉起了“周太老爷”的“长生牌”。过了几年,他又中了进士,升为御史,被指派为广东学道。在广州,周进发现了范进。为了照顾这个54岁的老童生,他把范进的卷子反复看了三遍,终于发现那是一字一珠的天地间最好的文章,于是将范进取为秀才。过后不久,范进又去应考,中了举人。

当时,范进因为和周进当初相似的境遇,在家里倍受冷眼,妻子对他呼西唤东,老丈人对他更是百般呵斥。当范进一家正在为揭不开锅,等着卖鸡换米而发愁时,传来范进中举的喜报,范进从集上被找了回来,知道喜讯后,他高兴得发了疯。好在他的老丈人胡屠户给了他一耳光,才打醒了他,治好了这场疯病。转眼功夫,范进时来运转,不仅有了钱、米、房子,而且奴仆、丫环也有了。范进母亲见此欢喜得一下子胸口接不上气,竟一命归了西天。胡屠户也一反常态,到处说他早就知道他的女婿是文曲星下凡,不会与常人一样的,对范进更是毕恭毕敬。后来,范进入京拜见周进,由周进荐引而中了进士,被任为山东学道。范进虽然凭着八股文发达了,但他所熟知的不过是四书五经。当别人提起北宋文豪苏轼的时候,他却以为是明朝的秀才,闹出了天大的笑话。

科举制度不仅培养了一批庸才,同时也豢养了一批含官污吏。进士王惠被任命为南昌知府,他上任的第一件事,不是询问当地的治安,不是询问黎民生计,不是询问案件冤情而是查询地方人情,了解当地有什么特产,各种案件中有什么地方可以通融;接着定做了一把头号的库戥,将衙门中的六房书办统统传齐,问明了各项差事的余利,让大家将钱财归公。从此,衙门内整天是一片戥子声、算盘声、板子声。衙役和百姓一个个被打得魂飞魄散,睡梦中都战战兢兢。而他本人的信条却是“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朝廷考察他的政绩时,竟一致认为他是“江西的第一能员”。

高要县知县汤奉,为了表示自己为政清廉,对朝廷各项法令严加执行。朝廷有禁杀耕牛的禁令,汤奉不问因由,竟然将做牛肉生意的回民老师父活活枷死,闹得群众义愤填膺,鸣锣罢市。事发后。按察司不仅没有处罚汤奉,反而将受害的回民问成“奸发挟制官府,依律枷责”之罪。如此“清廉”的知县,一年下来居然也搜刮了八千两银子。

官吏们贪赃枉法,而在八股科举之下,土豪劣绅也恣意横行。举人出身的张静斋,是南海一霸。他勾通官府,巧取豪夺。为了霸占寺庙的田产,他唆使七八个流氓,诬陷和尚与妇女通奸,让和尚不明不白地吃了官司。

高要县的监生严致和是一个把钱财看作是一切的财主,家财万贯。他病得饮食不进,卧床不起,奄奄一息,还念念不忘田里要收早稻,打发管庄的仆人下乡,又不放心,心里只是急躁。他吝啬成性,家中米烂粮仓,牛马成行,可在平时猪肉也舍不得买一斤,临死时还因为灯盏里多点了一根灯草,迟迟不肯断气。

他的哥哥贡生严致中,更是横行乡里的恶棍。他强圈了邻居王小二的猪,别人来讨,他竟行凶,打断了王小二哥哥的腿。他四处讹诈,没有借给别人银子,却硬要人家偿付利息;他把云片糕说成是贵重药物,恐吓船家,赖掉了几文船钱。严监生死后,他以哥哥身份,逼着弟媳过继他的二儿子为儿子,谋夺兄弟家产,还声称这是“礼义名分,我们乡绅人家,这些大礼,却是差错不得的”。

科举制度造就了一批社会蛀虫,同时也毒害着整个社会。温州府的乐清县有一农家子弟叫匡超人,他本来朴实敦厚。为了赡养父母,他外出做小买卖,流落杭州。后来遇上了选印八股文的马二先生。马二先生赠给他十两银子,劝他读书上进。匡超人回家后,一面做小买卖,一面用功读八股文,很快他就得到了李知县的赏识,被提拔考上了秀才。为追求更高的功名利禄,他更加刻苦学写八股文。不料知县出了事,为避免被牵累,他逃到到杭州。在这里,他结识了冒充名士的头巾店老板景兰江和衙门里当吏员的潘三爷,学会了代人应考、包揽讼词的本领。又因马二先生的关系,他成了八股文的“选家”,并吹嘘印出了95本八股文选本,人人争着购买,五省读书的人,家家都在书案上供着“先儒匡子之神位”。

不久,那个曾提拔过他的李知县被平了反,升为京官,匡超人也就跟着去了京城,为了巴结权贵,他抛妻弃子去做了恩师的外甥女婿,他的妻子在贫困潦倒中死在家乡。这时,帮助过他的潘三爷入了狱,匡超人怕影响自己的名声和前程,竟同潘三爷断绝了关系,甚至看也不肯去看一下。对曾经帮助过他的马二先生他不仅不感恩图报,还妄加诽谤嘲笑,完全堕落成了出卖灵魂的衣冠禽兽。

科举制度不仅使人堕落,同时也是封建礼教帮凶。年过六十的徽州府穷秀才王玉辉,年年科举,屡试不中,但他却刻守礼教纲常。他的三女婿死了,女儿要殉夫,公婆不肯。他反而劝亲家让女儿殉节。又对女儿说:“我儿,你既如此,这是青史留名的事,我难道反而阻拦你?你就这样做罢。”八天以后,女儿穿着守孝的白色的衣服,绝食而死,他仰天大笑说:“死得好!死得好!”但事过之后,当他女儿的灵牌被送入烈女祠公祭的时候,他突然感到了伤心。回家看见老妻悲痛,他也心上不忍,离家外出散心。一路上,他悲悼女儿,凄凄惶惶,到了苏州虎丘,见船上一个少年穿白的妇人,竟一下想起了穿着孝服殉夫的女儿,心里哽咽,那热泪直滚下来。

凡此种种从明朝成化年间以来形成的风气,到了万历年间则愈演愈烈。科场得意,被认为才能出众;科场失意的任你有李白、杜甫的文才、颜渊、曾参的品行,都被看成愚笨无能。大户人家讲的是升官发财,贫贱儒生研究的是逢迎拍马。儒林堕落了,社会更加腐败。看来,要寻找不受科举八股影响的“奇人”,只能抛开儒林,放眼于市井小民之中了。

那知市井中间,真的出了几个奇人。

一个是会写字的。这人姓季,名遐年,自小无家无业,总在这些寺院里安身。他的字写的最好,却又不肯学古人的法帖,只是自己创出来的格调,由着笔性写了去,他性格乖张,但凡人要请他写字他要斋戒一日,亲自磨一天的墨,要等他情愿,他才高兴。他若不情愿时,任你王侯将相,大捧的银子送他,他正眼儿也不看。他又不修边幅,穿着一件稀烂的直裰,靶着一双破不过的蒲鞋。每日写了字,得了人家的笔资,自家吃了饭,剩下的钱就不要了,随便不相识的穷人,就送了他。一日大雪天,他的烂鞋踩了朋友家一地的泥,朋友让他换鞋,他居然说我这双鞋就不可以坐在你家?我坐在你家,还要算抬举你。一次,他看见和尚房里摆着一匣子上好的香墨,不管人家是否要写字,拿来就写,当一位有权有势的乡绅要他去写字时,他竟破口大骂“我又不贪你的钱,又不慕你的势,又不借你的光,你敢叫我写起字来!”

又一个是卖火纸筒子的。这人姓王,名太,他自小儿最喜下围棋。他无以为生,每日到虎踞夫一带卖火纸筒过活。

那一日,妙意庵做会。王太走将进来,碰到三四个大老官簇拥着两个人在那里下棋。大家开始很是瞧不起他,但是他们同王太刚下了半盘,就不得不投子认负,众人大惊,就要拉着王太吃酒。王太大笑道:“天下那里还有个快活似杀矢棋的事!我杀过矢棋,心里快活极了,那里还吃的下酒!”说毕,哈哈大笑,头也不回就去了。

像他们这样淡泊功名利禄的隐士在市井中还有,只不过在那些达官贵人看来,追求功名利禄才是正道。 

在浩若星海的中国古典小说中,被鲁迅许以“伟大”二字的,只有两部书,其中之一便是吴敬梓的《儒林外史》。《儒林外史》是写士林阶层的。在中国的古代,所谓的士林,既是知识分子的世界,也即是官场。这是部批判知识分子的书,也可以说是一部揭露官场昏晦的书。这样说来,在当代的中国,确实很有重读《儒林外史》的需要了。 作者吴敬梓(公元1701年—1754年),生长在长江北岸安徽省全椒县一个“名门望族”的大家庭。曾祖和祖父两辈官运亨通,在明清之际,有50年“家门鼎盛”的时期。但他自己的祖父在同辈中功名很小,而且早逝;他从小被出嗣给长房吴霖起,即是他的养父,吴霖起只做了几年县教谕,后来因为得罪上司而丢官,郁郁而终。吴敬梓13岁丧母,23岁丧父,本身既不热心功名,又轻视钱财,随意挥霍,慷慨仗义,上代留下的家产在几年之内被他挥霍得所剩无几,以致“田庐尽卖”、“奴逃仆散”,一时“乡里传为子弟戒”(《减字木兰花·庚戌除夕客中》)。加上考场失利,刺激甚重,“那得双眉时暂开?”回乡之后,由于不堪冷遇,于雍正十一年移家南京。从此时直到54岁在扬州逝世,主要靠卖文和朋友周济过活,也是在此期间完成了《儒林外史》这部鸿篇巨著。 吴敬梓自幼处在名门望族的社会环境中,而成长的家庭却是一直在走下坡路,中年后又骤然陷入贫困不堪的境地。在他一生所经的这种由“渐”而“骤”的家庭破落过程中,他在家乡全椒县、在苏北赣榆县(其父任职之地)、在南京都曾久住,到过扬州、安庆、芜湖等城市;从宗族几代关系以及自己的人际关系看,他接触的士大夫阶层很广泛,认识与熟知的人物也非常多。他看的嘴脸,受的冷暖,经历的人事,体验的世情,都极其丰富深刻。这就培养了他富有正义的敏锐感觉和体察现实的清醒头脑,使他能够看透清朝黑暗统治下士大夫阶层的堕落与无耻,看透政治的罪恶与社会的腐败。正是这种身世经历,成为吴敬梓严肃的现实主义精神的直接渊源。 《儒林外史》对于士林阶级进行了无情的鞭挞,含泪的批判。鲁迅先生曾经说过《儒林外史》“秉持公心,指摘时弊。机锋所向,尤在士林;其文又戚而能谐,婉而多讽”。通过对种种不和谐、悖于人情、逆于常理的荒谬现象的揭露,注入描写人物的自吹自擂、大言不惭、自作聪明、弄巧成拙、欺世盗名、自命清高、自相矛盾等等。正像果戈里所说:“我们的骗子们,我们的怪物们!……让大家笑个痛快!笑真伟大,它不夺去生命、田产,可是在它面前,你会低头服罪,像个被绑住的兔子。” 《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有鲜明的目的,那便是“作者之意为醒世计,非为骂世也”。作者虽然极尽讽刺之能事,却是要挽救被讽刺的这一群,正所谓“善者,感发人之善心;恶者,惩创人之逸志”。作者以悲天悯人的手笔描写了八股制度下众多儒林人士的悲剧性命运,进而展开了一幅封建科举时代的社会风情画,抨击了制度的腐朽和社会的黑暗,使《儒林外史》成为中国古典讽刺小说中的圣品。 《儒林外史》历来被评价为古典现实主义巨著,即为现实主义作品,其中很多故事与人物直接来源于生活。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就曾说过:“《儒林外史》所传人物,大多实有其人,而以象形谐声和庾词隐语寓其姓名。”《儒林外史》擅长运用“皮里阳秋”的笔法,也就是“口无所臧否,而心有所褒贬”。作者的看法并不是直接拿出来硬塞给读者,而是在具体形象的塑造中微言大义。周进和范进的中举,匡超人的转变,杜少卿的豪举,马二先生的迂腐,这一切都是通过具体的情节来表现深刻丰富的思想。作者并没有直接向我们褒贬什么,但每个形象都饱含着巨大力量的褒贬,传达着作者明确的正义观,我们必须从不同时期、不同场合的各种形象的关联、发展上体会和了解。这是一种富有现实主义色彩的叙事方式。 该书另一个艺术特色是速写式和剪影式的人物形象。《儒林外史》是一部主角不断变换的长篇小说,或者说是一部由无数短篇交替而成的长篇小说,基本上不可能通过详细描写其一生经历,以及在曲折的故事情节中表现人物的性格特点和精神世界。所以,吴敬梓把重点集中在人的性格中最刺目的特征上,从而深入细致地表现一个相对静止的人生相。这就如同从人物漫长的性格发展史中截取一个片断,再让它在人们面前转上一圈,把此时此地的“这一个”,放大给人看。这是勾画讽刺人物的一个很出色的手法,它使人物形象色彩明净,情节流动迅速,好像人物脸谱勾勒一成,这段故事便告结束,而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的也正是这些精工提炼的精彩情节。 胡适在《吴敬梓评传》中所说:“不给你官做,便是专制君主困死人才的唯一的妙法。要想抵制这种恶毒的牢笼,只有一个法子:就是提倡一种新的社会心理,叫人知道举业的丑态,知道官的丑态;叫人觉得‘人’比‘官’格外可贵,人格比富贵格外可贵。社会上养成这种心理,就不怕皇帝‘不给你官做’的毒手段了。而一部《儒林外史》的用意只是要想养成这种社会心理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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